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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識把脈:批判以外 需同理心

通識教育,不單是理性的批判,更是感性的理解。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學習放棄自己的「身份」(ROLE),以其他「持份者」的視角重新審視事情,不但可以更立體地解讀事情,還可以培養學生的量度,進而對異己多一份體諒。

「身份」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作為個體的我們,存在於不同的群體中,構成不同的身份角色。這種身份的概念往往會影響我們對事情的看法,比如說,某甲對「香港人」這個身份有強烈的認同感,當考慮「外地傭工應否取得居港權」一事上,他會忠於自己的群體,先考慮「香港人」的利益;甚至因身份帶來的優越感左右其判斷。又如某乙認同自己是「基督徒」的身份,基於基督信仰的教導,他特別關顧弱勢社群,這種價值取向往往致使他有不同的立場。

代入角色多向思考

所謂「多角度思考」,必不可少的就是「代入角色」。「議題」的必要條件是具爭議性,同學切忌一面倒的討論,嘗試代入不同角色,想他們所想,看他們所看,同學便會明白他們究竟堅持甚麼,重視甚麼。

討論「政治參與」的課題時,曾經問同學:「如果參與政治的代價是失去自由,甚至生命,你還願意嗎?」多數同學表示不願意,認為代價太大,不值得。好的,答得很好。可是,要進一步思考的是,為何古今中外仍然有不少人為實踐民主或挑戰政權而不惜犧牲自己?他們所看的,與我們有甚麼不同?我們可以不認同他們的行徑或價值觀,可是,要嘗試理解。

理解角色並非認同

基於某某的身份角色,我們可以嘗試理解為何他們有這種想法,這些行徑。這對回答通識科問題很有幫助,但要留意的是,這種「理解」,不等於「認同」他做得正確。舉一個例子,某某是上市公司主席,作為商人,在商言商,為了爭取最大利益,他剝削員工福利,扣起「飯鐘錢」,迫使他們放「無薪假」。他的確忠於自己的角色,可是,其行徑卻絕不為人所認同。更重要的是,每個人都有「多重身份」。以上例來說,某某不單是上市公司主席,他也是香港社會的一分子,能力越大,責任越大,他是否也要負起社會責任?

若我們只抓住「單一」而「片面」的身份角色,不願意開放自己,與不同的身份對話,這種視覺的「狹隘」不但為通識科所不取,更是為世所不悅。

載於《文匯報》,通識博客,通識把脈,11101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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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作死不離3兄弟》——追求最崇高的快樂

繼英國導演執導,於印度取景拍攝的電影《一百萬零一夜》後,另一印度本土電影《作死不離3兄弟》(3 Idiots) 呈現出純熟的寶萊塢 (Bollywood) 風格,多段唱歌跳舞片斷、詼諧的冷笑話。從風格上來看,電影隱隱有《一》的影子,但於表現方式、與主題的深刻度來說,《作》不但承繼甚至超越《一》的藝術深度。 如果我們對印度稍有了解,便明白導演如何透過3小時的電影呈現印度的社會現況,以及活在城市中的學生面對的困難與壓力。 

發生在印度的謀殺案 

故事主角Rancho大膽指摘院長,指出「印度大學生的自殺率是全球之冠」。為何會這樣?電影進而把印度社會的困局、主流的價觀與風潮,化成電影這視覺藝術,一一娓娓道來。一位工程系碩士生吊頸自殺,受不住父親的期望,功課的壓力,院長不但不同情理解,更殘酷的否定他的畢業習作。在學生的喪禮上,Rancho堅定的說:「這不是自殺,這是謀殺。」究竟是自殺還是謀殺?女兒Mona 不再藏著弟弟的遺書,兩父女的一段對白,值得玩味,「他(我的兒子)不會自殺的」/ 「是的,他(弟弟)不會自殺,他是被謀殺的」。 

既然是謀殺,誰是兇手?不要指向父親,並不是他,而是所謂「兒子要當工程師,女兒要當醫生」的愚昧思想,是整個社會發了瘋似的要追求成功,而這種成功只與金錢、職業掛勾,從不尊重主體的意願,與一切的夢想和快樂無關。 

如果教育僅作為手段,而非目的…… 

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,經濟急速發展,對工程師的需求十分大,甚至是印度經濟起飛公認的關鍵。印度高等教育的成功在於,培養出優秀的工程師;入讀工程系,幾乎就是一個人未來的全部,找到好的工作,賺到金錢,娶到老婆 (或「嫁得出」Raju 的姐姐因為沒有嫁妝一直獨守空房) 等等…… 

教育把我們約化成為機器,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,學生成了商品,要投其所好,滿足社會(所謂商戶)的需要。成功,是賣得一個好價錢 (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)。教育不再是目的,學生不能享受學習知識的快樂,一切成為競爭。院長有幾番話,非常深刻。開學第一天,他帶著雀巢會見新生,說一個「雀巢鳩佔」的道理,把一大個紙皮箱內的申請表扔滿一地:「你們能成功入讀工程系,意味著已有這樣一大堆人,給你踩到腳下。」要進步不單是自我超越,原來也包含把別人踩低。另一番話,院長問學生,第一位登月的是誰?「岩士唐。」第二位呢?同學鴉雀無聲。「沒有人會記得第二位。」我們都必須做第一位,其他的仿佛都沒有意義。 

這所學府 (背後指向整個國家?),沒有學習,只有競爭;沒有朋友,只有敵人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Rancho、Farhan、Raju 仨的感情更顯得彌足珍貴。 

電影的聲音:追求最崇高的快樂 

電影進而引導觀眾(或者,印度人?)思考:「甚至是快樂?」是競爭,建立在踩低別人之上的高度?是金錢、豪宅,還是靚車,物質上的富裕是否必然快樂?這三個蠢材決定過另一種生活,Rancho靈活變通,挑戰常規,有創意,有理想;Farhan放棄工程學位,跑到非洲做一位動物攝影師;Raju 見工時,堅決對自己坦白,不委曲求存。這就是青春的勇氣——這一次,生命中怎樣也應該有一次,狠狠的,擊倒所謂的恐懼與猶豫,坦白面對自己,相信自己的判斷與能力。 

地球其實很擠很亂很忙很吵,社會很多聲音,別人很多期望,但請記好:我們平凡,但不平庸。庸人才會自擾,才不用計較所謂的「成功」,如果「成功」是以金錢、以利益來計算的話;快樂不用尋找的,做真正的自己,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,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;這種自我實現,就是最崇高的快樂。

找住電影的聲音:「成功不用自己苦苦尋找的。只要我們追求卓越,成功便會找上我們。」這份信念,很珍貴。關於電影,最想說的是:「誠意推介,本年度我最喜歡的電影」。

(本文同時刊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/ 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 11092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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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逝者:我紀念你

參加六四集會,已第四個年頭了。我沒有經歷過六四,可是,父母、老師從小便告訴我,每年都要到維園。長大後,我不再與父母、老師並行,與友人卻每年不約而至,像約定。這就是一份延續,我希望,白色燭光會一代一代的點燃下去;我相信,總有一天,願望成真,我們便可吹熄燭火。 

司徒華先生不在了,可維園的約定猶在。丁子霖女士在片段中道:「二十二年的時間不短,足夠一個嬰兒呱呱落地到長大成人。」那個時候,她兒子大概也正值廿多歲的花樣年華,倏然來到今天,與孩子並行的早已不再青春。 

人的生命有限,無論如何堅持,也敵不過歲月的風霜;所以,我們需要後來者。今年維園,看到父親牽著孩子的手,孩子拿著白蠟燭露出一絲興奮,默然看著孩子,父親莞爾一笑。這個場面,很是感動。沒有這樣的父親,便沒有這樣的孩子。 

或許,有一天,事情的目擊者都不在了;可是,我們還是要堅持,牢記著我們的父親,甚至父親的父親的訓言,一期一會,靜靜的坐在這裡,緬懷當天倒下的烈士,還有自己的先祖。 

這個晚上,燭光處處,我問自己,還有甚麼可以送你呢?默唸李天命《給逝者》一句:「我雖然沒有見過你,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,但我紀念你」,聊表心意。

(文章刊登於《明報》「自由談」/ 11060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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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+1》──無力,卻用力去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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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感於哀樂,緣事而發」這是一套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電影。一套三十五分鐘的電影,枝節分明,清新雋永,以輕鬆的調子表達了沉重的主題,經濟發展主導了社會,時代巨輪把環境、人們的家園、回憶和感情,一一壓碎。

沒有濫情,亦沒有「妖魔化」特區政府,透過兩爺孫的相處、對話,挑戰我們重新思考「新與舊」、「發展與保育」,甚至「價值」的有無。看畢電影,身為香港人的我,有一點傷感,不單單是為了將被剷平的菜園村而可惜,更是一種疑似幫兇的愧疚。

「一毫子」的心理價值

這是個明顯的對比:立法會門外一位西裝男丟了「一毫子」卻不加理會,不屑拾起;熙來攘往的街道上,一位青年問爺爺借錢,因全是「一毫子」而面有難色。可是,這些被人忽視、甚至被嫌棄的,爺爺卻小心翼翼的逐一收藏好。同一個硬幣,卻如此截然不同的待遇──這就是心理價值,從來都與物件的客觀價值無關。

困在瓦錢罌的「一毫子」硬幣藏住了爺爺的回憶。珍而重之的收好,六十多年來,他每天每天的累積,每一個硬幣都藏上一天的故事。人記憶有限,太害怕忘記生命中的每一個片斷,每一份觸動,於是便有「紀念品」的出現。不但作為一個提示,讓人睹物思人,更是一個「憑證」,證明我們確曾經歷過的。意義,從來都是人所賦予的,這個「一毫子」之所以顯得珍貴,是因為你把它看成珍貴。同一道理,一棵樹,一片草園,一個魚池,它們的珍貴僅僅是作為主體的人們所賦予的,大概它們是你童年的一部份,它們早已成為你兒時無憂無慮生活的一部份。

My Little Airport 的配樂,清新跳脫,令人感動的是〈leo, are you still jumping out of windows in expensive clothes?〉,兩爺孫在菜園村嬉戲,走過田野,跨過魚池,配樂唱出 “I hope you can feel what I can feel. I hope you believe what I believe, because I feel lonely”,這就是爺爺的願望,歌詞裡的 “you” 不僅是對孫兒,更是整個香港社會。

這就是爺爺,若 “you” 能夠看到爺爺所看到的,聽他所聽,感他所感,”you” 也一定會明白,這個城市,除了經濟發展,除了鈔票以外,其實還有更重要、更有價值的東西(正如爺爺一直在乎的從來都是硬幣,而非鈔票)。

無力,卻用力去愛

請留意電影的主角──「年老的爺爺」、「年幼的孫兒」。老人與孩子,正正是社會上最需要幫助,最無法自力更生的人。電影一開首,在港鐵車廂中,他們坐在「愛心座位上」(先讓給有需要人士)他們卻一直守住家園,為城市送上願望,這就更凸顯了一份「無力感」。

可是,我認為電影終究是積極的。雖然「無力」,但他們沒有放棄去「愛」。一老一幼,不斷穿梭於城市中,把「富貴竹」放在城市重建的地方,仍然祝福這個城市,總有一日,明白。電影的高潮是兩爺孫失散的一幕,孫兒在大雨中,獨自一人,又害怕又傷心,可是,她看到閘門貼上「市建」告示,她仍然把富貴竹插在門上。環境縱然惡劣,力量雖然微少,一人雖然孤單,但她仍然堅持去堅持,堅持去祝福。

電影末段,爺爺終於道出「富貴竹」的意思。「竹」諧音「足」,希望人們富貴而知足。他們希望(導演也希望)這種信念能夠根植香港,城市不是只有高樓與汽車,多元的社會亦不應只得金錢、經濟與利益,種一棵樹苗,這個世界還有生命與感情。

其實,導演豈不是跟這兩爺孫一樣?有太多政策不是我們有能力改變的,有太多風氣我們無法力挽狂瀾,可是,導演仍然選擇去愛,借一部小小的電影,祝願香港越走越好。

(文章刊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/ 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/ 110531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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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年宵‧看鬧劇

維園的年宵市場,一如既往,人頭湧湧。各個攤位爭相獻技,希望突出重圍,叫賣的如是,政黨亦如是。

黃毓民站在台上,聲嘶力竭的發表講話,來來去去都是說民主黨如何出賣香港人,又說台灣是中國地土上惟一有民主的地方。我聽著,話語的預設很有味道,撇開「一個中國論」不談,只看台灣,我不禁懷疑,「台灣式的民主」真的令人嚮往嘛?是的,總統是一人一票選出來,但槍擊案呢?前台灣大總統的貪腐案又怎樣計?民主固然可貴,但還有其他普世價值同樣值得重視嗎?香港這片地方,其實並不太差。

走過公民黨的攤位,賣的是余若微寫的揮春,又有梁家傑坐陣,即時提筆;支聊會的攤位沒有了司徒華,人去樓空,真蹟成為了最後的遺作;社民連少了幾個主幹,聲色大減;民建聯的攤位繼續出錢又出力,以免費揮春作招徠。

「政治」這回事,像舞一場大龍鳳,折騰一番,弄個滿城風雨,怎樣熱鬧也好,總得來個結局。平平靜靜的,上演過政改方案、五區公投、退黨又另組一黨,是的,畢竟戲子無情,不用戲假情真,沒甚麼出不出賣、背不背叛,如此種種,我們這些局外人永遠不能理解箇中底蘊。

逛完維園,走到天后地鐵站時,碰到「長毛」,心裡暗想:我的記性大概比陳偉業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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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教與身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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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,司徒華是一位好老師。好老師,言教與身教兼備。

「讀書是要明理,明理後辨是非對錯,堅持公義和正確的事。」這是司徒華先生的教學理念,亦是他窮一生所要實踐追求的。

曾任小學校長的他,深深明白到教育的重要。作為教育工作者,每位學生都珍貴。對於一些別人眼中無可救藥的「壞學生」,他不但沒有拒絕,甚至特意要接收他們,相信教育能夠協助他們重返正途,長大後依然能夠成為社會棟樑。教育是一份接納,出於對孩子的愛。愛是無條件的,聰明或愚笨、乖巧或橫劣,孩子都值得我們愛護。正正就是這份對「教育」的把握,在功利的社會中,他仍然堅持走一條與主流不同的教育路。

政治路上,他並不一帆風順。他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,鄧小平的復出,讓他對共產黨以及新中國的發展寄予厚望。然而,八九民運卻令他徹底失望,六四事件讓他看清楚共產黨的本質。此後,他毅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,更創立支聯會,為平反六四而努力。他的遭遇並不容易,由希望到失望;他並不愚忠,實事求是,辨明是非,作他認為正確的事。晚年的他,縱然患上癌病,但仍活躍於政界,不間斷地出席六四晚會,爭取到最後一分鐘,爭取至最後一口氣。這份到底的堅持是可敬的。

他的一生,擇善固執,堅守「明辨事非對錯,堅持走正義的路」的格言。或許,他的路曾經出過岔子,這條路亦未必每個人都認同,可是,他既認清所信,就義無反顧的走下去。一路上,旁人吶喊也好,喝倒彩也好,他不在乎,一如他所說「橫眉冷對千夫指,俯首甘為孺子牛」。

這種灑脫是少有的,畢竟人是血肉之軀。魯迅也好,司徒華也好,就是做不到笑罵由人,但至少,無愧於心。

(文章載於「格思」iquest 網站/ http://iquest.hk/ 110129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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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白——談劉曉波式愛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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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說,給中國發展留點空間吧﹗
 
八九年,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劉曉波,得悉北京發生八九民運,隨即回國參加六四學生運動,自此便與牢獄結下不解緣——曾三次被判刑,罪名不外乎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」、「擾亂社會秩序」……等。
 
他為何不走?看看王丹、吾爾開希、柴玲……走的走,在國外繼續聲援中國人爭取民主與自由。他為何要留下來?留下來讓人欺壓?留下來去坐牢?我記得,劉曉波在訪問中說過,堅決不走是因為走了,就無法再回來。
 
這難道不是愛嗎?中國人不愛國,並不可怕;最可怕的是,有些中國人以為自己才算愛國,他們都堅持別人要以他們的方式來愛。請也給香港人留點白,請不要硬銷愛國的教育,請繼續容讓我們以我們的方式來愛中國,六四的燭光足證我們的愛。
 
劉曉波在2007年接受CNN訪問時,曾經這樣說:「從我個人角度而言,我感到,在一個獨裁社會裡,你必須有坐牢的準備。如果你要做個誠實的人,為改善人權鬥爭,為言論自由鬥爭,坐牢就是你的承諾之一,沒甚麼好抱怨的。」既決定了要爭取,自由便是說好了的代價,勇敢如他,以自己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何謂「愛裡沒有懼怕」。
 
要推行國民教育,要培養學生愛國情懷,誰敢說這張空櫈不是最好的教材?這份留白的堅持,大概是中國邁向民主開放發展之路上最不可少的一環。

(文章載於「格思」iquest 網站: www.iquest.hk / 11011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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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告白》——原來不是笑話

以復仇為主題的電影,並不罕見。由《復仇三部曲》到《密陽》,一部部精彩佳作,挑戰的都不外乎是「法律」與「天理」(或宗教)。從內容來看,《告白》與《密陽》較相似,都是母親喪失愛子(愛女)後,實行的一連串復仇行為。當主體對一切外在的審判或懲罰的制度,如法律,甚至超自然的宗教,如神、天理循環或報應論,都感到絕望,她/他便自我飾演為「審判者」。這個身份一旦被確認,既是「審判者」的她就不再需要「被審判」,她有自己的一套邏輯,甚至「非道德化」、「非法律化」。 

審判者:誰是弱者?

電影很成功塑造出森口的性格,總是一貫的冷漠與深沉。第一幕是森口的告白,導演巧妙的以學生的嬉戲、哄動的雜聲,與牛奶倒地、棒球飛擲的動感為反襯,外邊的紛擾,一概被她拒於門外;甚至說起「毒奶」一事時,她仍然冷漠,沒有一點復仇的欣悅。 

這種平靜冷得令人心寒,重述女兒的死竟然毫不動容,她落力要置身事外,她既是決定要作「審判者」,就必須作一個他者。她放棄那個哭得天崩地裂、無助而軟弱的母親角色,從她在黑板上寫下「命」字開始,她便堅決要干預他人的「命」。 

森口多次發問,為何我的女兒要死?為何是她?她清楚不過,其實不為甚麼,說到底就是「命」。A僅僅為了要殺個人,讓人注目;B一念之間自我價值粉碎,以殺人來肯定自我能力……最諷刺的是,要死的,原來是誰都不重要。 

森口要挑戰的,不單是《少年法》,更是文明社會所謂的「公義」。森口借丈夫(啟蒙教育家)書本所寫的話,道出這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,每人都欺負比自己弱的。這個能力的階級本來就不公平,法律欲保護的少年罪犯(即所謂的「弱者」,再引伸出無辜、天真、無知?),只是成年世界一廂情願的身份假設。他們以兇殘手段殺害以他們更弱者的弱者,作案手段成人化,甚至自恃不用負刑責而犯罪。在殺人者與被殺者的「強—弱關係」中,《少年法》保謢了殺人犯,那誰保護真正的弱者? 

試想想《告白》中的學生,喝著牛奶,表面看來天真無邪,但其實是每個人的手都沾著血。這群少年已失去了社會規律的概念,人人都開始懷疑自己,懷疑自己的價值、能力,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被愛(或說,是否值得愛?)。 

罪與被罪:所有人都可憐 

《告白》的成功之處在於,導演充份利用每位敘事者的告白。要突出的是其實每個人都可憐,「罪」與「被罪」的關係如骨牌盛放,沒有誰是無辜,亦沒有誰是罪有應得,所有人都渴望被救贖,所有人都可憐。 

C.S. Lewis在《魔鬼家書》一文要表達的正是,甚麼也好,一旦發展到極端就成了魔。殺人者與復仇者也好,說到底都源於一份「對愛的渴望」。森口老師的丈夫因病離世,四歲女兒被殺、天才小子A遭母親遺棄,一直耿耿於懷、B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(沒有父親),自我價值偏低 。虧欠處處,關係網被割得支離破碎,一份圓好無缺的愛無法捨得。電影中,每個人都在追尋,每個人都渴望。對愛的渴望如狼似虎,時刻蠶食人的良善與純潔。 

生命是甚麼?A說好像「卟嚓」一聲。或許,隨著母親離他而去的一刻,他的生命已經幻滅。被遺棄後,A一直陷於「自我設障」(self handicapping)中,由害怕再被母親嫌棄,他裝作不理不睬,越想追求的卻越躲越遠,他太過寂寞。病態的戀母情意,誘使他走做出一連串的偏差行為。由發明動物虐殺器、到殺人,甚至當得悉森口老師在牛奶下毒後,跑到廁所的他欣喜若狂,竟想到可以以「自虐」來換取母親的愛。 

B是個價值尋求弱者。班中一直被排斥、忽視,A是他惟一的朋友。當他知道A並非真心待他,甚至侮辱他說「人的次貨」,他的價值迅速破碎。為了肯定自我,背叛了純良,他自豪的說「我做了他所做不到的事,誰才是次貨?」脆弱竟成為了最鋒利的武器,無法不想起了他母親的話「可憐呢﹗」 

殺人者,是否只有A與B?答案,顯然是不。電影中,所有旁觀者都是幫兇,沒有誰能置身事外。由學生們的「討伐兇手龍虎榜」,至寫問候咭給B時的咒罵,看似無辜的學生全都是幫兇,一如魯迅筆下的《看客》,仍然冷酷,一份份的置身事外冷得令人恐怖。又如新來的老師維特,滿腔熱誠,卻無知得可憐,越是想拯救學生,卻越是把學生往絕處裡推。 

告白的力量:森口的語言 

《告白》一劇的重點顯然是「話語」。回顧森口整段復仇經過,她從來也沒有「做」些甚麼,她只是「說」(she do nothing, but say it),電影要表達的,正是「話語」擁有的那份不可少覷的力量。 

語用學「言語行為理論」(Speech Act Theory)主張語言不僅有描述、解釋的功能,也有「作事」(act)之效。除了研究話語的「真值」外,「語力」(Illocutionary Force)也是很重要的一環,語言的力量往往與真偽無關。《告白》一劇凸顯的正正就是「語力」。不是所有說話都是「真」的,包括一開始森口說把毒血混到牛奶內,也包括A對B說你是「人的次貨」。但重要的是,話語一旦脫口而出,不論真與偽,就已經是一個行為,行為就有一份「力量」。 

森口沒有做,但說了便是。心理學有所謂「自我實現預言」(Self-fulfilling prophecy)意即人們對事情結果的預期會影響當下人的決定,不管有沒意識都好,總會逐步落實自己的預言;這正是對「語力」心理層面上的回應。電影中,B被告知自己已喝下混了HIV毒的牛奶,他進而預期自己有一天會病發,甚至可能把病毒傳染給母親而害死她。森口雖並沒下毒,但B卻真的患了病(精神病),甚至親手殺了母親。 

電影比書本優勝之處在於,它能把想像逼真化,進一步凸顯語言的實現能力。編演刻意的安排加插的場景,想像變成了真實。當森口說到自己在牛奶注射了毒血,導演刻意fade away了血液滲入牛奶時的畫面;又如當森口說把炸彈送到A母親的辦公室,她提醒A,製造炸彈與按掣的都是他自己,是他殺了自己最在乎的母親。這刻又fade away出一段敘述,一個秒針倒走的時鐘,A想像母親的落淚,她原來在乎;爆炸發生,母親的血噴灑到A身上臉上,他是不折不扣的兇手。 

Fade away的這一幕拍得太精彩,逆向走動的時鐘,把A的追悔與內疚拍得淋漓盡致,他多麽渴望重來。不曉得導演是否刻意,但是作為觀眾的我,卻曾經懷疑爆炸其實沒有發生。請原諒我離經背道,我選擇偏離原著小說,我覺得森口仍然深愛丈夫,如毒牛奶一樣,她沒有下手。又或者,惟有這樣故事才有出路,生命才不是「咔嚓」一聲,僅以而已。 

我多麽渴望,失控的社會規律、破碎的人際關係、對自我價值的懷疑,這一切,都像電影最後的一句:「玩你咋﹗」

(文章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/ 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10110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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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接種》—— 人性的控制慾與不安

導演 Vincenzo Natali繼《心慌方》(Cube),這齣超現實科幻驚慄巨作後,再推出《接種》(Splice),以基因改造為主題,挑戰道德倫理的底線。 

佳夫Clive和愛莎Elsa兩位年青的科學家,致力於遺傳、基因研究。他們以動物的基因成功研究出一種嶄新的品種(New Hybrids Animals),欲嘗試把該技術試驗於人類基因上,製造人獸混種胚胎。但基於道德考慮與公司財政危機,提議遭到董事會堅決反對,著他們專注於抽取「蛋白質」的研究上。 

我們找到了上帝的藍圖 

「如果這是上帝的秘密國度,為何要讓我們找到祂的藍圖?」愛莎不甘平凡,一片沒有人踏足過的國度,她竟然有機會探索,這種「僭越」帶來魔力,教人無法抗拒。一如電影trailer所言,“the line, is about to be crossed” (界線,將會被衝破),她決意,潛入創造的神秘境地。 

導演大概是故意的,把伊甸園中「原罪」的情節搬進電影中。愛莎對佳夫說,「它不會是人類,不完全是。」(It’s not human…not entirely),又說若複製成功能為人們帶來福祉,甚至抓著他的好奇,「難道你不想知道答案?」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伊甸園中,夏娃如何受蛇引誘,摘下禁果吃了,又給她丈夫,他丈夫也吃了。 

電影要喚醒的,正是這段人性墮落的經驗。有一份罪性,有一種悖逆,原來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表面看來,電影要批判的正是基因改造與複製技術等極敏感的議題,並進一步提出質問,人類是否能夠承受違反自然法則的後果? 

然而,若電影只是停留在宗教與道德層面上,未免太過衛道而單一。在基督教的框架下,導演似乎要發展更深刻的主題——人性的控制慾與不安。 

控制慾——「人性化」與「去人性化」 

佳夫的一番話頗堪玩味:「投入於實驗與研究,因為一切都盡在掌握,妳可以控制一切。」是的,愛莎一直不願意生育,在於她太過害怕,害怕一切不似料期,害怕失控。可是,最諷刺的是,她這次的實驗完完全全的失控;情況一發可收拾,而極其可佈。 

電影並沒有交代愛莎的童年陰影,只知道她拒絕生育,說道「她不是一個好媽媽。」要是沒有Dren的出現,她大概會一直把媽媽的回憶鎖在不見日光的鐵盒子中。大概她知道Dren擁有自己的基因,她把她當作了自己的孩子。 

佳夫說「不要讓它出來,樣本(sample)應該被困住。」愛莎竟然回答道:「別這樣叫她」(Don’t call her that)。她竟稱Dren為「她」(her)。以至後來,她耐心的教她認字、給她穿衣、送她洋娃娃與寵物,這些都是一個「人性化」(humanization)的過程。 

起初,一切都很順利,Dren的成長與個性,一切都在愛莎的預計之內。但後來,忽然出了岔子,愛莎對Dren的支配開始失效。失控出現在——Dren竟殺死貓兒並企圖傷害愛莎。 

電影有一幕非常精彩:愛莎鎖起了Dren,對著錄音機說道:「CD345情況開始不穩定,不能再人性來包裝…」她拿起剪刀,剪破Dren的衣服;又把Dren有毒的尾巴割掉。這是一個「去人性化」(dehumanization)的表現,把Dren看為「物」(object),便沒有生存權利,沒有自身的價值 (因所有物的價值都是被賦予的)。愛莎一面冷漠,宣佈一切終於under control。 

誇大了的失控——「性」與「血腥」 

導演刻意運用「性」與「血腥」,來凸顯並誇大情況的「失控」與「荒謬」。以愛莎的卵子來re-create出的Dren竟然與丈夫(佳夫)在她的農場中做愛(是「性」sex的描述);Dren出現荷爾蒙突變,由女性變成男性 (是「性別」sexuality的描述),及後竟強姦了愛莎;兩隻不明生物的撕殺預示了另一場殺戮的來臨 (是「暴力」violence的描述)……亂倫、性別混亂、暴力與色情,一切的規則與尺度宣佈崩潰,失控的末日覆天蓋地的來到。 

中段佳夫與愛莎的一場衝突,顯然是電影的高潮。佳夫終於明白,他們錯了,混亂了「對」與「錯」的概念。再冠冕堂皇的面具也被褫奪、再逼真的謊言亦被揭穿,Dren的出現並沒有為人們帶來任何醫學或生活上的改善。他們create了一條生命,鎖起、困住了她,使她殘廢。他們忽然發覺,太過醜惡。 

原來,就算是「被創造」“be created”,亦不等於「受控制」“be controlled” (回應伊甸園的故事?)。只要是生命,就有無限的可能,具有獨立的情緒與思維,這就是「人」,而非「物」。 

電影的結尾,愛莎決定keep baby。她說「最壞的情況是怎樣?」(這是她丈夫說過的話)。她已一無所有,大概沒有甚麼比現在更壞。她決定繼續挑戰道德的底線,可是,她不再自傲與悖逆,也許,她終於明白,生命原來太珍貴。

(文章刊登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 / 100924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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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後的聲援

Charter Garden

Facebook 自「曾蔭權不代表我」之後,又出現了「”80 後”不代表我」群組。一群生於八十年代的年輕人,向網絡世界、以至香港社會宣告「我」與「八十後」不一樣。

不過,無論是否承認是八十後,其實同樣具備八十後的特質,在人群中以「我」自稱。一眾八十後在一片政治吵鬧聲中以苦行表達「我」的訴求,而「八十後不代表我」一群則與「八十後」割席宣稱自己的獨立性。

有議員指八十後逢政必反,行徑不智,非健康現象;又有聲音指八十後分化社會,加劇矛盾。這些說法,使人駭然。

一旦成功定性為「逢政必反」,面對異己,政府便可理直氣壯的把一切反對聲定格為不理智,從而毋須理會,展開另一場白色恐怖。分化社會的罪名非輕,八十後豈承受得了?但細想一下,香港的堅尼系數躍升、貧富懸殊加劇、社會推向兩極化,如此種種,始作俑者,捨「特區政府」其誰?

八十後正正是被稱為社會棟樑的一群,大多為大學生、或大學畢業生。經過學院的思維訓練,進入社會,他們嘗試以一套獨立的批判思考,詮釋並解讀這個稱為「社會」的文本。他們熱情澎湃,充滿理想,看到社會的不義,看到經濟蓬勃背後,歷史文化與精神遺產正慢慢瓦解,他們離開學府,走上街頭。

議員面對八十後,失言說道: 「北京政府派兵囉!」,儼如在傷患處灑鹽,傷痛的回憶又活了起來。晚了二十年,香港八十後的苦行,這種聲援終於趕到。

﹝文章刊載於《明報》「自由談」20100116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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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:

那天晚上,在遮打花園內,我們高呼口號,表達訴求。感受很深,議員在立會內就高鐵撥款方案作討論,門外就站著或坐著我們,一群關心政治、社會、民生與公義的市民。

反對的一眾,其實不止80後,比我們大的有,比我們小的學生亦有……出生的年份,真的重要嗎?會場中,人聲喧鬧,但我只聽到一把聲音,反對的聲音,合一的聲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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