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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作死不離3兄弟》——追求最崇高的快樂

繼英國導演執導,於印度取景拍攝的電影《一百萬零一夜》後,另一印度本土電影《作死不離3兄弟》(3 Idiots) 呈現出純熟的寶萊塢 (Bollywood) 風格,多段唱歌跳舞片斷、詼諧的冷笑話。從風格上來看,電影隱隱有《一》的影子,但於表現方式、與主題的深刻度來說,《作》不但承繼甚至超越《一》的藝術深度。 如果我們對印度稍有了解,便明白導演如何透過3小時的電影呈現印度的社會現況,以及活在城市中的學生面對的困難與壓力。 

發生在印度的謀殺案 

故事主角Rancho大膽指摘院長,指出「印度大學生的自殺率是全球之冠」。為何會這樣?電影進而把印度社會的困局、主流的價觀與風潮,化成電影這視覺藝術,一一娓娓道來。一位工程系碩士生吊頸自殺,受不住父親的期望,功課的壓力,院長不但不同情理解,更殘酷的否定他的畢業習作。在學生的喪禮上,Rancho堅定的說:「這不是自殺,這是謀殺。」究竟是自殺還是謀殺?女兒Mona 不再藏著弟弟的遺書,兩父女的一段對白,值得玩味,「他(我的兒子)不會自殺的」/ 「是的,他(弟弟)不會自殺,他是被謀殺的」。 

既然是謀殺,誰是兇手?不要指向父親,並不是他,而是所謂「兒子要當工程師,女兒要當醫生」的愚昧思想,是整個社會發了瘋似的要追求成功,而這種成功只與金錢、職業掛勾,從不尊重主體的意願,與一切的夢想和快樂無關。 

如果教育僅作為手段,而非目的…… 

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,經濟急速發展,對工程師的需求十分大,甚至是印度經濟起飛公認的關鍵。印度高等教育的成功在於,培養出優秀的工程師;入讀工程系,幾乎就是一個人未來的全部,找到好的工作,賺到金錢,娶到老婆 (或「嫁得出」Raju 的姐姐因為沒有嫁妝一直獨守空房) 等等…… 

教育把我們約化成為機器,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,學生成了商品,要投其所好,滿足社會(所謂商戶)的需要。成功,是賣得一個好價錢 (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)。教育不再是目的,學生不能享受學習知識的快樂,一切成為競爭。院長有幾番話,非常深刻。開學第一天,他帶著雀巢會見新生,說一個「雀巢鳩佔」的道理,把一大個紙皮箱內的申請表扔滿一地:「你們能成功入讀工程系,意味著已有這樣一大堆人,給你踩到腳下。」要進步不單是自我超越,原來也包含把別人踩低。另一番話,院長問學生,第一位登月的是誰?「岩士唐。」第二位呢?同學鴉雀無聲。「沒有人會記得第二位。」我們都必須做第一位,其他的仿佛都沒有意義。 

這所學府 (背後指向整個國家?),沒有學習,只有競爭;沒有朋友,只有敵人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Rancho、Farhan、Raju 仨的感情更顯得彌足珍貴。 

電影的聲音:追求最崇高的快樂 

電影進而引導觀眾(或者,印度人?)思考:「甚至是快樂?」是競爭,建立在踩低別人之上的高度?是金錢、豪宅,還是靚車,物質上的富裕是否必然快樂?這三個蠢材決定過另一種生活,Rancho靈活變通,挑戰常規,有創意,有理想;Farhan放棄工程學位,跑到非洲做一位動物攝影師;Raju 見工時,堅決對自己坦白,不委曲求存。這就是青春的勇氣——這一次,生命中怎樣也應該有一次,狠狠的,擊倒所謂的恐懼與猶豫,坦白面對自己,相信自己的判斷與能力。 

地球其實很擠很亂很忙很吵,社會很多聲音,別人很多期望,但請記好:我們平凡,但不平庸。庸人才會自擾,才不用計較所謂的「成功」,如果「成功」是以金錢、以利益來計算的話;快樂不用尋找的,做真正的自己,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,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;這種自我實現,就是最崇高的快樂。

找住電影的聲音:「成功不用自己苦苦尋找的。只要我們追求卓越,成功便會找上我們。」這份信念,很珍貴。關於電影,最想說的是:「誠意推介,本年度我最喜歡的電影」。

(本文同時刊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/ 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 11092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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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+1》──無力,卻用力去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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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感於哀樂,緣事而發」這是一套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電影。一套三十五分鐘的電影,枝節分明,清新雋永,以輕鬆的調子表達了沉重的主題,經濟發展主導了社會,時代巨輪把環境、人們的家園、回憶和感情,一一壓碎。

沒有濫情,亦沒有「妖魔化」特區政府,透過兩爺孫的相處、對話,挑戰我們重新思考「新與舊」、「發展與保育」,甚至「價值」的有無。看畢電影,身為香港人的我,有一點傷感,不單單是為了將被剷平的菜園村而可惜,更是一種疑似幫兇的愧疚。

「一毫子」的心理價值

這是個明顯的對比:立法會門外一位西裝男丟了「一毫子」卻不加理會,不屑拾起;熙來攘往的街道上,一位青年問爺爺借錢,因全是「一毫子」而面有難色。可是,這些被人忽視、甚至被嫌棄的,爺爺卻小心翼翼的逐一收藏好。同一個硬幣,卻如此截然不同的待遇──這就是心理價值,從來都與物件的客觀價值無關。

困在瓦錢罌的「一毫子」硬幣藏住了爺爺的回憶。珍而重之的收好,六十多年來,他每天每天的累積,每一個硬幣都藏上一天的故事。人記憶有限,太害怕忘記生命中的每一個片斷,每一份觸動,於是便有「紀念品」的出現。不但作為一個提示,讓人睹物思人,更是一個「憑證」,證明我們確曾經歷過的。意義,從來都是人所賦予的,這個「一毫子」之所以顯得珍貴,是因為你把它看成珍貴。同一道理,一棵樹,一片草園,一個魚池,它們的珍貴僅僅是作為主體的人們所賦予的,大概它們是你童年的一部份,它們早已成為你兒時無憂無慮生活的一部份。

My Little Airport 的配樂,清新跳脫,令人感動的是〈leo, are you still jumping out of windows in expensive clothes?〉,兩爺孫在菜園村嬉戲,走過田野,跨過魚池,配樂唱出 “I hope you can feel what I can feel. I hope you believe what I believe, because I feel lonely”,這就是爺爺的願望,歌詞裡的 “you” 不僅是對孫兒,更是整個香港社會。

這就是爺爺,若 “you” 能夠看到爺爺所看到的,聽他所聽,感他所感,”you” 也一定會明白,這個城市,除了經濟發展,除了鈔票以外,其實還有更重要、更有價值的東西(正如爺爺一直在乎的從來都是硬幣,而非鈔票)。

無力,卻用力去愛

請留意電影的主角──「年老的爺爺」、「年幼的孫兒」。老人與孩子,正正是社會上最需要幫助,最無法自力更生的人。電影一開首,在港鐵車廂中,他們坐在「愛心座位上」(先讓給有需要人士)他們卻一直守住家園,為城市送上願望,這就更凸顯了一份「無力感」。

可是,我認為電影終究是積極的。雖然「無力」,但他們沒有放棄去「愛」。一老一幼,不斷穿梭於城市中,把「富貴竹」放在城市重建的地方,仍然祝福這個城市,總有一日,明白。電影的高潮是兩爺孫失散的一幕,孫兒在大雨中,獨自一人,又害怕又傷心,可是,她看到閘門貼上「市建」告示,她仍然把富貴竹插在門上。環境縱然惡劣,力量雖然微少,一人雖然孤單,但她仍然堅持去堅持,堅持去祝福。

電影末段,爺爺終於道出「富貴竹」的意思。「竹」諧音「足」,希望人們富貴而知足。他們希望(導演也希望)這種信念能夠根植香港,城市不是只有高樓與汽車,多元的社會亦不應只得金錢、經濟與利益,種一棵樹苗,這個世界還有生命與感情。

其實,導演豈不是跟這兩爺孫一樣?有太多政策不是我們有能力改變的,有太多風氣我們無法力挽狂瀾,可是,導演仍然選擇去愛,借一部小小的電影,祝願香港越走越好。

(文章刊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/ 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/ 110531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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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告白》——原來不是笑話

以復仇為主題的電影,並不罕見。由《復仇三部曲》到《密陽》,一部部精彩佳作,挑戰的都不外乎是「法律」與「天理」(或宗教)。從內容來看,《告白》與《密陽》較相似,都是母親喪失愛子(愛女)後,實行的一連串復仇行為。當主體對一切外在的審判或懲罰的制度,如法律,甚至超自然的宗教,如神、天理循環或報應論,都感到絕望,她/他便自我飾演為「審判者」。這個身份一旦被確認,既是「審判者」的她就不再需要「被審判」,她有自己的一套邏輯,甚至「非道德化」、「非法律化」。 

審判者:誰是弱者?

電影很成功塑造出森口的性格,總是一貫的冷漠與深沉。第一幕是森口的告白,導演巧妙的以學生的嬉戲、哄動的雜聲,與牛奶倒地、棒球飛擲的動感為反襯,外邊的紛擾,一概被她拒於門外;甚至說起「毒奶」一事時,她仍然冷漠,沒有一點復仇的欣悅。 

這種平靜冷得令人心寒,重述女兒的死竟然毫不動容,她落力要置身事外,她既是決定要作「審判者」,就必須作一個他者。她放棄那個哭得天崩地裂、無助而軟弱的母親角色,從她在黑板上寫下「命」字開始,她便堅決要干預他人的「命」。 

森口多次發問,為何我的女兒要死?為何是她?她清楚不過,其實不為甚麼,說到底就是「命」。A僅僅為了要殺個人,讓人注目;B一念之間自我價值粉碎,以殺人來肯定自我能力……最諷刺的是,要死的,原來是誰都不重要。 

森口要挑戰的,不單是《少年法》,更是文明社會所謂的「公義」。森口借丈夫(啟蒙教育家)書本所寫的話,道出這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,每人都欺負比自己弱的。這個能力的階級本來就不公平,法律欲保護的少年罪犯(即所謂的「弱者」,再引伸出無辜、天真、無知?),只是成年世界一廂情願的身份假設。他們以兇殘手段殺害以他們更弱者的弱者,作案手段成人化,甚至自恃不用負刑責而犯罪。在殺人者與被殺者的「強—弱關係」中,《少年法》保謢了殺人犯,那誰保護真正的弱者? 

試想想《告白》中的學生,喝著牛奶,表面看來天真無邪,但其實是每個人的手都沾著血。這群少年已失去了社會規律的概念,人人都開始懷疑自己,懷疑自己的價值、能力,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被愛(或說,是否值得愛?)。 

罪與被罪:所有人都可憐 

《告白》的成功之處在於,導演充份利用每位敘事者的告白。要突出的是其實每個人都可憐,「罪」與「被罪」的關係如骨牌盛放,沒有誰是無辜,亦沒有誰是罪有應得,所有人都渴望被救贖,所有人都可憐。 

C.S. Lewis在《魔鬼家書》一文要表達的正是,甚麼也好,一旦發展到極端就成了魔。殺人者與復仇者也好,說到底都源於一份「對愛的渴望」。森口老師的丈夫因病離世,四歲女兒被殺、天才小子A遭母親遺棄,一直耿耿於懷、B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(沒有父親),自我價值偏低 。虧欠處處,關係網被割得支離破碎,一份圓好無缺的愛無法捨得。電影中,每個人都在追尋,每個人都渴望。對愛的渴望如狼似虎,時刻蠶食人的良善與純潔。 

生命是甚麼?A說好像「卟嚓」一聲。或許,隨著母親離他而去的一刻,他的生命已經幻滅。被遺棄後,A一直陷於「自我設障」(self handicapping)中,由害怕再被母親嫌棄,他裝作不理不睬,越想追求的卻越躲越遠,他太過寂寞。病態的戀母情意,誘使他走做出一連串的偏差行為。由發明動物虐殺器、到殺人,甚至當得悉森口老師在牛奶下毒後,跑到廁所的他欣喜若狂,竟想到可以以「自虐」來換取母親的愛。 

B是個價值尋求弱者。班中一直被排斥、忽視,A是他惟一的朋友。當他知道A並非真心待他,甚至侮辱他說「人的次貨」,他的價值迅速破碎。為了肯定自我,背叛了純良,他自豪的說「我做了他所做不到的事,誰才是次貨?」脆弱竟成為了最鋒利的武器,無法不想起了他母親的話「可憐呢﹗」 

殺人者,是否只有A與B?答案,顯然是不。電影中,所有旁觀者都是幫兇,沒有誰能置身事外。由學生們的「討伐兇手龍虎榜」,至寫問候咭給B時的咒罵,看似無辜的學生全都是幫兇,一如魯迅筆下的《看客》,仍然冷酷,一份份的置身事外冷得令人恐怖。又如新來的老師維特,滿腔熱誠,卻無知得可憐,越是想拯救學生,卻越是把學生往絕處裡推。 

告白的力量:森口的語言 

《告白》一劇的重點顯然是「話語」。回顧森口整段復仇經過,她從來也沒有「做」些甚麼,她只是「說」(she do nothing, but say it),電影要表達的,正是「話語」擁有的那份不可少覷的力量。 

語用學「言語行為理論」(Speech Act Theory)主張語言不僅有描述、解釋的功能,也有「作事」(act)之效。除了研究話語的「真值」外,「語力」(Illocutionary Force)也是很重要的一環,語言的力量往往與真偽無關。《告白》一劇凸顯的正正就是「語力」。不是所有說話都是「真」的,包括一開始森口說把毒血混到牛奶內,也包括A對B說你是「人的次貨」。但重要的是,話語一旦脫口而出,不論真與偽,就已經是一個行為,行為就有一份「力量」。 

森口沒有做,但說了便是。心理學有所謂「自我實現預言」(Self-fulfilling prophecy)意即人們對事情結果的預期會影響當下人的決定,不管有沒意識都好,總會逐步落實自己的預言;這正是對「語力」心理層面上的回應。電影中,B被告知自己已喝下混了HIV毒的牛奶,他進而預期自己有一天會病發,甚至可能把病毒傳染給母親而害死她。森口雖並沒下毒,但B卻真的患了病(精神病),甚至親手殺了母親。 

電影比書本優勝之處在於,它能把想像逼真化,進一步凸顯語言的實現能力。編演刻意的安排加插的場景,想像變成了真實。當森口說到自己在牛奶注射了毒血,導演刻意fade away了血液滲入牛奶時的畫面;又如當森口說把炸彈送到A母親的辦公室,她提醒A,製造炸彈與按掣的都是他自己,是他殺了自己最在乎的母親。這刻又fade away出一段敘述,一個秒針倒走的時鐘,A想像母親的落淚,她原來在乎;爆炸發生,母親的血噴灑到A身上臉上,他是不折不扣的兇手。 

Fade away的這一幕拍得太精彩,逆向走動的時鐘,把A的追悔與內疚拍得淋漓盡致,他多麽渴望重來。不曉得導演是否刻意,但是作為觀眾的我,卻曾經懷疑爆炸其實沒有發生。請原諒我離經背道,我選擇偏離原著小說,我覺得森口仍然深愛丈夫,如毒牛奶一樣,她沒有下手。又或者,惟有這樣故事才有出路,生命才不是「咔嚓」一聲,僅以而已。 

我多麽渴望,失控的社會規律、破碎的人際關係、對自我價值的懷疑,這一切,都像電影最後的一句:「玩你咋﹗」

(文章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/ 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10110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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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接種》—— 人性的控制慾與不安

導演 Vincenzo Natali繼《心慌方》(Cube),這齣超現實科幻驚慄巨作後,再推出《接種》(Splice),以基因改造為主題,挑戰道德倫理的底線。 

佳夫Clive和愛莎Elsa兩位年青的科學家,致力於遺傳、基因研究。他們以動物的基因成功研究出一種嶄新的品種(New Hybrids Animals),欲嘗試把該技術試驗於人類基因上,製造人獸混種胚胎。但基於道德考慮與公司財政危機,提議遭到董事會堅決反對,著他們專注於抽取「蛋白質」的研究上。 

我們找到了上帝的藍圖 

「如果這是上帝的秘密國度,為何要讓我們找到祂的藍圖?」愛莎不甘平凡,一片沒有人踏足過的國度,她竟然有機會探索,這種「僭越」帶來魔力,教人無法抗拒。一如電影trailer所言,“the line, is about to be crossed” (界線,將會被衝破),她決意,潛入創造的神秘境地。 

導演大概是故意的,把伊甸園中「原罪」的情節搬進電影中。愛莎對佳夫說,「它不會是人類,不完全是。」(It’s not human…not entirely),又說若複製成功能為人們帶來福祉,甚至抓著他的好奇,「難道你不想知道答案?」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伊甸園中,夏娃如何受蛇引誘,摘下禁果吃了,又給她丈夫,他丈夫也吃了。 

電影要喚醒的,正是這段人性墮落的經驗。有一份罪性,有一種悖逆,原來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表面看來,電影要批判的正是基因改造與複製技術等極敏感的議題,並進一步提出質問,人類是否能夠承受違反自然法則的後果? 

然而,若電影只是停留在宗教與道德層面上,未免太過衛道而單一。在基督教的框架下,導演似乎要發展更深刻的主題——人性的控制慾與不安。 

控制慾——「人性化」與「去人性化」 

佳夫的一番話頗堪玩味:「投入於實驗與研究,因為一切都盡在掌握,妳可以控制一切。」是的,愛莎一直不願意生育,在於她太過害怕,害怕一切不似料期,害怕失控。可是,最諷刺的是,她這次的實驗完完全全的失控;情況一發可收拾,而極其可佈。 

電影並沒有交代愛莎的童年陰影,只知道她拒絕生育,說道「她不是一個好媽媽。」要是沒有Dren的出現,她大概會一直把媽媽的回憶鎖在不見日光的鐵盒子中。大概她知道Dren擁有自己的基因,她把她當作了自己的孩子。 

佳夫說「不要讓它出來,樣本(sample)應該被困住。」愛莎竟然回答道:「別這樣叫她」(Don’t call her that)。她竟稱Dren為「她」(her)。以至後來,她耐心的教她認字、給她穿衣、送她洋娃娃與寵物,這些都是一個「人性化」(humanization)的過程。 

起初,一切都很順利,Dren的成長與個性,一切都在愛莎的預計之內。但後來,忽然出了岔子,愛莎對Dren的支配開始失效。失控出現在——Dren竟殺死貓兒並企圖傷害愛莎。 

電影有一幕非常精彩:愛莎鎖起了Dren,對著錄音機說道:「CD345情況開始不穩定,不能再人性來包裝…」她拿起剪刀,剪破Dren的衣服;又把Dren有毒的尾巴割掉。這是一個「去人性化」(dehumanization)的表現,把Dren看為「物」(object),便沒有生存權利,沒有自身的價值 (因所有物的價值都是被賦予的)。愛莎一面冷漠,宣佈一切終於under control。 

誇大了的失控——「性」與「血腥」 

導演刻意運用「性」與「血腥」,來凸顯並誇大情況的「失控」與「荒謬」。以愛莎的卵子來re-create出的Dren竟然與丈夫(佳夫)在她的農場中做愛(是「性」sex的描述);Dren出現荷爾蒙突變,由女性變成男性 (是「性別」sexuality的描述),及後竟強姦了愛莎;兩隻不明生物的撕殺預示了另一場殺戮的來臨 (是「暴力」violence的描述)……亂倫、性別混亂、暴力與色情,一切的規則與尺度宣佈崩潰,失控的末日覆天蓋地的來到。 

中段佳夫與愛莎的一場衝突,顯然是電影的高潮。佳夫終於明白,他們錯了,混亂了「對」與「錯」的概念。再冠冕堂皇的面具也被褫奪、再逼真的謊言亦被揭穿,Dren的出現並沒有為人們帶來任何醫學或生活上的改善。他們create了一條生命,鎖起、困住了她,使她殘廢。他們忽然發覺,太過醜惡。 

原來,就算是「被創造」“be created”,亦不等於「受控制」“be controlled” (回應伊甸園的故事?)。只要是生命,就有無限的可能,具有獨立的情緒與思維,這就是「人」,而非「物」。 

電影的結尾,愛莎決定keep baby。她說「最壞的情況是怎樣?」(這是她丈夫說過的話)。她已一無所有,大概沒有甚麼比現在更壞。她決定繼續挑戰道德的底線,可是,她不再自傲與悖逆,也許,她終於明白,生命原來太珍貴。

(文章刊登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 / 100924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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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少女失樂園》—— Sometimes an education isn’t by book

《少女失樂園》(An education) 不應被約化為「一次教訓」,把一整個電影敘述簡化為一個「驟覺今是而昨非」的故事:即16歲的高材生Jenny遇上了比她大10多歲的David,她毅然放棄學業,一心與david結婚,卻發現原來david是個騙子。最後,她痛改前非,重拾學業,最後考進了牛津學院去。 

是的,電影不是教育電視,我們用不著急不及待地去否定「少女的荳芽夢」,說甚麼「考進大學」才是明智,還有甚麼「正確的性觀念」等等……解讀Jenny成長中的兩難,顯然不應拘泥於「大學」還是「愛情」,電影要指向的似乎是更深層的矛盾與掙扎——成年與未成年、靈與肉、對與錯、輕與重、進與退,這些彷彿構成Jenny整個成長樂曲的主調,而它們又每每回應著電影的主題「An education」。 

是誰迷戀誰?誰改變誰? 

與其說這是一個年輕少艾被騙的故事,倒不如說是個老練的騙子被馴化﹝被教人﹞的故事。表面上來看,是Jenny深深被David的風趣、世故,以及他所帶來的上層﹝或成年人﹞的生活所吸引,但與此同時,我們看到一個騙子竟動了真心,越來越迷戀Jenny的開朗活潑,以及她的學識與藝術修養。 

David投其所好,帶Jenny去聽音樂會、名畫拍賣、牛津學府、巴黎……這些都是文化藝術的象徵。一個老千,沒有上過大學,不懂拉丁文、不識法文,從事與黑人合謀從事「半詐騙」式的名畫收購,出入高尚場合,但對所謂的藝術卻一竅不通。與Jenny一起,他感到自己不一樣,她是這樣的美麗而聰穎,他以她為豪。觀眾應該會記得起在電影初段,David在他的朋友面前高調的宣佈,要為Jenny拉丁文考試拿了90多分而慶祝。 

為襯托Jenny的學識修養,以及David的優越感,電影還安排了另一對情侣,Danny與他的女友,女友沒有學識,甚麼都不懂,更多次鬧出笑話來。有Jenny在身邊,世故的David變得更有自信,他需要她,來填補虛有其表的風光。 

故事是如此的一發不可收拾,入世未深的少女被騙並不出奇,但老練的騙子竟動了真心,這才是電影的關鍵。Danny的女友的話多次透露了David一貫的技倆,第一次與Jenny見面時,她對Jenny說「妳可以叫David帶妳去shopping」;她替Jenny裝身時,不經意說道「妳跟David睡了沒?」當然,這些都是拆穿David騙子面具的端倪。 

始料不及的是,David一生追求fun,從來都沒有認真過,但Jenny的出現,喚醒了David沉寂已久的愛,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心。電影中有一幕是很重要的。在到牛津的過程中,Jenny與David待在賓館裡,Jenny認真的說她不希望在16歲的時候失身,David溫柔的替Jenny穿回衣服,這是一份尊重。他知道,她不是A girl,而是The girl。 

17歲的生日,Jenny決定獻身予David。她嚴格挑選了日子與地點﹝文化之都巴黎﹞,留意Jenny在床上對David說的話:「這是我的第一次亦是惟一一次,不要baby talk﹗」她年輕,卻認真。Jenny的重量感染了David,這是一個價值觀的抗衡。他擁她入懷,他牽著她走過巴黎的河邊,他想保護她。他認真,是因為他真的愛了。 

可惜的是,David終究選擇逃走。他開了一瓶紅酒,他想愛,但卻承受不了責任。大概讓自己微醉,好讓意識逃遁,他就可以繼續過那些輕浮而空虛的生活。車頭燈照射到Jenny面上,一切如浮光晾影般虛幻。David早已逃之夭夭,馴化雖沒有成功,但卻真實的出現過。 

解讀「牛津」與「巴黎」 

牛津與巴黎,兩者幾乎以近對立的形式多次出現,前者象徵書本與知識的,是刻板的、沉悶的,後者象徵見識與生活,是新鮮的、活潑的。 

“My choice is to do something hard or boring to the rest of my life or going to Paris and have fun. ”這句強而有力的話,是Jenny對她老師說的,確實有點大言不慚,有點冒犯。電影呈現出一個倔強、堅硬的少女形象,挑戰的不單是老師,是權威,亦是當時的高等教育——以Jenny對父親的頂撞看出端倪,「牛津不需要反叛的人」還是「不需要有獨立思想的人」? 

來自家庭與學校的期望與壓力,迫使Jenny不斷在追求牛津夢。她要努力讀書,因為打從一開始,她就給灌輸這些意識,肩負了這些期望;甚至後來老師對Jenny說,妳一定要考進大學,否則,會很令我失望。這句話很有況味:老師不是應該因為學生的前途,或她個人的好處而希望她考進大學,有更好的前途或發展嗎?但這裡老師在乎的是「令我失望」。如是這般,進牛津不再純粹是Jenny的事,甚或與她無關,為了別人的緣故,她需要進大學。 

直至David出現,稍稍打開了她心中的一扇窗,藝術的陽光透了進來,一切不再如書本知識般無形無相,她希望出去真真實實的呼吸藝術的空氣。 

生日那天,一位男同學靦靦腆腆的送她一本拉丁文字典,她看了看對面的他,如字典一樣沉悶而刻板,道別時,她連一眼也沒有看他。那一瞬,她已經決定她要去巴黎。17歲的生日,她定意要把自己獻給David,亦獻給巴黎,意味著她決意要追求另一種生活體驗,她選擇了自己的路。 

若不去歷煉,惟有平庸 

這不是個王子、公主從此就很愉快生活的童話故事。Jenny拆穿了David的面具,識破其騙子身份。她想回頭,可是學校拒絕了她。Jenny來到老師家,說道:「我需要妳的幫助(I need your help)」老師回答說,我一直在等你說出這句話。這一幕戲好不動容。 

是的,教育就是一份接納,迷失了的人才需要指引,正如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。就像等待女兒回來的父親,站在門外,放下了三塊餅乾一杯紅茶,只要孩子願意回來,父親仍願意當孩子的父親。他語重心長的說,“All my life I have been scared, I won’t want you to be scared. ”(我一生人都害怕,但希望妳不用害怕)。 

甚麼是教育(Education)?不單是捨棄奢華、虛榮感與Channel香水,再次考進牛津。電影的重點是:教育不是、亦不應該是單單引導我們到牛津﹝甚或其他著名校府﹞。真正的教育是開放的﹝非限制﹞,幫助人們去認清選擇的本相,既是自由,但卻需要付上責任。一如Jenny,怎樣選她的路是她的自由,但選擇不止於一個動作,還有隨後一連串的後果與不可知……而這些選擇與掙扎,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 

牛津也好,巴黎也好,兩者同樣指向學習﹝An Education﹞,同樣能使人成長。Jenny說,如果我不經歷甚麼,我就甚麼都不是。正如宣傳片說「行為、性格,若不去歷煉,惟有平庸」。(Action, Character, if you never did anything, you won’t be anybody.) 

Jenny的確不再平庸。她考進了牛津,她與所有大學生一樣暢遊巴黎,她裝作第一次遊覽般興奮,然而,她知道,她與他們並不一樣。她比他們見識更多,她變得老練而世故,她懂得偽裝,可是,她卻失去了純真。 

這亦是中文譯名傳神之處,「失樂園」一詞頗具宗教況味。聖經記載,亞當與夏娃在樂園中,受到蛇的引誘,偷吃禁果,眼目就明亮了,感到赤裸帶來的羞恥。自此,失去了真率無邪,以無花果葉遮掩身體,學懂了偽裝與掩飾。最後,他們被趕離園子,樂園失落了便不復再。 

“I feel old, but not very wise”,Jenny以一副老練的口吻說道。一如電影的宣傳片所說,“Sometimes an education isn’t by book”。

(文章登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,100225,http://filmcritics.org.hk/ 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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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起點,你的終點》——我們在紅點中交錯

因為地圖上的一顆紅點(英文片名為 “Red Spot”),Aki 獨自離開日本,揹起沈重的背包到德國。出走的動機,簡單而明確,她不是要找任何人,她只是要到紅點的地方,就是她父母發生交通意外而喪生現場。

 RedSpot

一份純粹的空間感

她只有這樣一個單純的欲望,她甚至不知道她到達以後要做些甚麼。只知道,她要回去,十八年過去了,她無法再與父母共時的生存,於是,她惟有以空間作為缺口,在這個地方,撇除了時間,僅僅從空間上,她們共存。

Aki 找到了父母的墓碑,她沈默,睡在墓碑的旁邊,單純地感受一種接近。這種距離忽遠又近,十八年的時間把距離拉遠,但同時,墓碑下的父母與躺在草地上的 Aki 距離又是這樣的近。

無可否認,這是一套自然而舒坦的電影,處理離別、罪疚、關係破裂如此種種,都傾向沉默而安靜。簡潔的對白是一種處理,推進劇情發展的不是對白,是空間。 Aki 與 Elias 在尋找意外地點的旅程是風景的鋪展,他們騎著單車穿過山路、停在湖邊、坐在草地上,除了極少數的對白外,是音樂,準確來說,是配樂。

黃昏時,以遠鏡捕捉了極廣闊的天空與草坡,Aki 的剪影獨自而默然的向前走,面前有一棵零落的枯樹,僅此一棵。一切是這樣的安寧,但整個氛圍卻是如何的使人難過。天空還是那個模樣,樹木也是那個模樣,但只有 Aki 繼續向前行,背著一份情感的包袱,堅強而孤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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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母像:渴望被救贖的沉溺

電影有兩條主線,一是 Aki 的旅程,二是有關 Elias 父親的過去。兩條線索各自發展,又互相推進,最近糾結得難以分割。

聖母像每每在電影中出現,聖母抱著初生的耶穌,代表了寬恕、接納與新生命,同時,亦包含了父親的無法排譴的內疚與自責。這樣,觀眾便會明白為何父親會對兒子如此嚴厲,堅決不讓他駕車。其實,這是源於一份保護。保護兒子,以免墮入做錯後的愧疚當中。

這些年來,他一直在雕刻聖母像。待在工作間裡,他的木刻工作從來沒有停下來,工作間內放置了大大小小、顏色不一的聖母像。這種病態的重複,可視為一種渴望被救贖的沉溺。沉溺在於,他渴望被原諒,然而,他卻不肯原諒自己。他希望藉著雕刻而被原諒,但他卻無法接受自己會因這些雕刻而被原諒。

人已不在,虧欠卻留了下來。這個無法修補、也無法補救的傷痕,他無法處理。惟有 Aki 的出現,才能代表一個死去的家庭,把一份原諒留下來。

當 Aki 知道了真相以後,平靜得很。導演沒有交代到 Aki 的激奮、失控或生氣,反而拍下了 Elias 無法接受真相,轉身便跑到森林中,父親拼命的追隨兒子……然後,父親摔倒了,兒子終究不忍心丟下跌倒了的父親。

這個處理方法,無疑是特別的。我們擔心 Aki 會怎能接受這個真相?但導演沒有回應。當鏡頭轉回坐在墓碑邊的 Aki 時,導演以一個虛幻式的方式來處理,Aki 與她死去的家人一同坐在餐布上野餐,一同聊天,鏡頭在轉彷彿世界在轉,時間在飛,她終於可以與家人重遇──這份重遇,在於得悉意外真相後,仿佛重新認識她的家庭,她感到,她與家人前所未有的接近。

最後,一份「和解」出現了。這份和解,由 Elias 與父親開始,家庭之中得到和解後,才能伸展到家庭與家庭之間 (Elisa 家庭與 Aki 家庭之間) 的和解。Elias 的父親把聖母像偷偷放進 Aki 的背包中,是一份最深切的道歉,而 Aki 把日式飯糰留下來給他們,代表對愧疚的回應,一份接納與寬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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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樣的終點,怎樣的起點?

電影原名是 “Der Rote Punkt” (德語),意思是 “Red Spot”。中文譯名則取名為《我的起點,你的終點》,這無疑比原名更傳神、富有更多的解譯性──我的起點,你的終點,生命的相遇與延續,不同際遇與感情的開始與結束。

起點與終點,可以怎樣解讀?地圖上的紅點位置,正正就是這兩個家庭的兩次相遇。不論是十八年前的意外,還是十八年後的這趟德國之旅,這兩次相遇都發生在這顆紅點所標示的位置上。

十八年前的意外,在一個生命誕生的日子,一個家庭喪生了。一個家庭迎接了生命,一個家庭則觸碰了死亡。Elias 的起點,正正就是 Aki 的終點,他以一個簇新的姿態進入家庭,是他生命的起點,亦是他與家人的起點;而同時,一場意外卻結束了父母的生命,死亡把 Aki 一家帶到了終點線上。死與生的共時出現,構成了一種微妙的聯繫,是一份生命的延續。

十八年後的這趟德國旅程,終點與起點不再停留於個體生命的「生」與「死」之上。生命線,「生」是必然的起點,「死」是必然的終點,兩者之間則由無數個「點」所組成,而每一個點都有著相對性、與可變性,它不是單純的起點或終點,它可以同時是起點和終點,而且並不矛盾。

惟有完成這次旅程,探訪了已故的父母,Aki 才可以脫離一份來自過去的情感包袱。悼念父母後,她才第一次打電話給日本的養父母。同時,Aki 忽然記起,她小時候盪鞦韆時,不慎跌倒,她的養母緊張萬分,著緊的把 Aki 抱在懷內。Aki說,「我可以叫你作媽媽嘛?」對 Aki 來說,她告別過去,好好跟父母道別,是一個終點;但同時,她返回日本,她便重新回到起點,與現有的家庭好好建立關係。

至於 Elias,他的父親一直活在愧疚之中,他沒有面對自己的傷疤,他選擇逃避。於是,家庭內出現了謊言、隱瞞、掩飾。家人間互不理解,如兒子不明白為何父親在駕車的事上,總是嚴厲地斥責;又如妻子看見他從 Aki 房間出來,她很突兀的說「你不要說謊」……最後,父親終於鼓起勇氣坦白,尋求一種解脫與原諒。這個終點是得到了原諒,一個代表了死者家庭的原諒,和一個源自最深處自己的原諒;而同時,Elias 家庭又來到了一個新的起點,和解以後,他們重新認識,互相接納。

我的起點,原來就是你的終點。這種生命的交錯,原來不一定是同步的。生命畢竟不是一條直線,起點與終點,原來都是同一顆 “Red Spot”。

文章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,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   091109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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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骨肉同謀》——以忘記來掏空了自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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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Mother〉

 

這趟奉俊昊放棄了《韓流怪嚇》的天馬行空,以小人物(一對母子)為主角,利用一個平凡不過的小鎮為佈景,通過一宗不血腥不色情的謀殺案開始。 

記憶力及智力遜於常人的兒子被控告謀殺,母親堅信善良的兒子不曾殺人,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,她決定獨自找出案件的元兇。橋段、甚至結局,都是可預期的,然而,這套摘下釜山影展的最佳電影及攝影殊榮的電影,令人驚喜的是,導演如何透過不同的細節、人物對話,來演譯出一份真實而平白的人性。 

你有母親嗎? 

母親深信兒子是無辜的,純粹因為他的智力與記憶力較常人差,以致被誣告殺人罪名。她誓要為兒子平反,跟這個「代罪羔羊式」的生存之道對抗對底。她不服輸,也不會服輸。她選擇不相信任何人,以個人的力量去找出案件的真相,她放棄了警官、律師、甚至兒子的好友,她越來越接近真相,然而卻發現真相的份量不容易承擔。 

由始至終,母親的角色只有一個,就是「母親」。在社區中,她沒有與人築起任何關係,她不是任何人的朋友、不是任何人的醫師,她只是兒子的「母親」。面對真相,她清楚知道——尋找真相不是她的目的,她要的是救回兒子。於是,她放棄了「真」,甚至不惜與兒子「同謀」。 

當警察對母親說,他們終於找到了真正的殺人犯,是一位智商更低的精神病者J,母親堅持要去探望他。她知道,J是無辜的,可是這種每況愈下的代罪式運作,她清楚不過;事實是,在罪與被罪的關係中,她們站在罪的一面,但被罪的卻站著另一隻羊羔。 

母親到監獄去探所謂的「真正的兇手」的一幕,無疑是精彩的。請留意出自她口中的兩條問題--導演拿捏得太準確,二話不說,只有骨幹分別的兩題問題——「你有父母嗎?」、「你是媽媽嗎?」還沒有等到回答,母親早已哭成淚人。二條最日常不過的問題,背後滲滿了自責、內疚、絕望與掙扎。 

說穿了,是角色易轉。於是,兩道題是如何的需要由她口中去發問——她明白、亦經歷一份歇斯底里的掙扎與不能超脫的痛苦。這份痛,必須由父母(特別是母親)去承擔的。她想像J的父母,可以怎樣面對這一切?而這一刻,想像J的母親,不就等如回想自己的一切辛酸嗎? 

血,不是他的 

電影的高潮是,兒子忽然想起了五歲時的一件往事。母親全然崩潰,在於她不能接受、原諒自己竟然有一刻要親手殺了兒子。母親說,她不是想殺兒子,她只是想自殺,惟有兒子先死,她才可以跟著去尋死。這就是要照顧不太正常兒子的母親:既沒有生存的自由,亦沒有死亡的自由。無論生與死,她都必須先處理(或說安頓好)兒子。這就是母親:一個無論生與死,都不能把兒子掉下的母親。 

電影中,痛苦的一直都是母親。兒子不在乎,確實是毫不在乎。在監獄中,兒子說豆飯好食,但母親在外卻一直張羅。他甚至從來都不曉得在他身後,母親正為他做了這樣多的事情。 

還記得電影剛開始的一幕嗎?母親蹲在地上切割藥材,鋒利的刀刄面前,她忘記危險與傷害,單單定睛看著馬路另一邊的兒子。時間忽然鎖定了,母親手起刀落,指頭呢?一輛汽車在兒子身邊快速駛過。母親丟下一切,跑向兒子,生怕他被車撞倒。兒子的衣服沾了血,然而,血不是他的,而是母親的。 

忘了忘不了 

「一切的罪惡在身邊轉了又轉,最後落在誰的身上?」幾乎完全相同的對白,在電影中重覆了兩次──第一次是警察逼供時說的,第二次是兒子轉述的。似乎要帶出,不是我們選擇罪惡,而是罪惡選擇了我們。罪惡來到,善良、弱不禁風的中年婦人,也變得如獸般凶殘。更重要的是,電影的可讀性在於導演並不止於此,他更探討到當罪惡離開時,一個人可以怎樣承受這份罪的重量,如何面對生命中曾經出現,哪怕是一刻的獸性。 

電影末段,飯桌上兒子忽然提起為何女學生的屍體要被掛在天台上,他作了推斷,是的,一切的原因原來只是推斷,是這樣的置身事外。最後,兒子把從火場上撿來的針盒送回給母親,叮囑她不要再丟掉了。這一切,試問母親怎能承受?兒子忘記了,但母親卻久久不能忘。 

最後的解脫在於一個解除人心所有鬱結的穴道,這個秘密只有母親知道。她拿起針,決心讓自己忘掉一切,音樂響起,她輕鬆自如的起舞。她選擇了,一種醉生夢死的快樂,選擇了忘記自己是個偉大的母親,忘記她所有的付出,最後,她甚至選擇忘記兒子,一個一直以來把她壓得太重的擔子。 

這一刻的她,眼神空洞,竟像沒有了靈魂似的。

(刊載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 091021   http://filmcritics.org.hk/taxonomy/term/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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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隻猴子》——在聽與看之間游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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躲在「噪音」的背後

不難發現,《三》的導演刻意要開啟觀眾的聽覺感官,一系列的嘈雜聲音貫穿了整部電影,片頭雷聲隆隆、深夜的電話聲、火車經過的巨響、雞鳴、狗吠、母親手機的歌聲,無不主導了觀眾的思維走向。 

聲音,本不佔有任何的物理空間,但導演卻巧妙的運用「聲音」作為隔板,極力營造出「阻隔」之感。《三》多次運用到火車駛過的隆隆巨響,極具深意。其中一幕,兒子回到家中,母親正與情夫在親密。此時,一輛火車滑過,響聲劃破了房子的空間,在同一個空間中,他們互相不發現彼此,一種封存感。另一幕是,一邊廂坐著猶疑跳樓的妻子,另一邊廂則是站在牆壁旁邊忍心目睹一切的丈夫,那時候,又是一輛火車滑過。 

這份嘈雜有兩重意義,一是吞噬,嘈雜聲注定掩蓋人的心聲,在更浩大的聲音面前一切的心聲變得無力;二是躲藏,人反過來利用這種噪音的覆蓋把自己藏於其中,僅有的對白中亦充滿謊言(如母親再三否認與情夫有染),人心的計謀與陰暗,躲在噪音的背後。 

「看」與「被看」 

導演一方面刺激觀眾的聽覺感官,但另一方面又表現出「聲音」與人心的叛逆性。由此,《三》一劇的重點則落在——表層的聽覺主導下,發掘出的另一種沉默,而這份沉默又得靠「視覺」來完成。 

父親偷看企圖跳樓的妻子的一幕,正正表現出一種「聽」與「看」的割裂,整個場景充斥著火車的隆隆巨聲,但鏡頭卻特寫了(close-up)了父親的雙眼上。「看」的動作是沉靜的,是對聲音的拒絕,其中還牽涉到「看」與「被看」這對概念。 

演導放棄傳統的全知角,《三》更多採用各主人公的視角作為拍攝的視點。有時候,是看到了整個場景,才揭露出觀者的身份;有些時候,鏡頭先特寫觀者的面目表情,在一切驚慄、恐懼、不安、猜疑等神色中,鏡頭再轉回觀者在看些甚麼。然而,《三》一劇不限於此,導演進一步利用「看」與「被看」的關係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懸點,把那份不安、不確定與不可靠的壓迫感放到最大。 

看甚麼?電影前段一幕,兒子回到家中,聽見母親的房間傳出偷歡的聲音,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母親房門前,從鑰匙孔中偷看。鏡頭中,我們只看到兒子在孔中的眼睛,但卻不知道兒子究竟看到些甚麼。 

誰在看?電影後段,母親與情夫在海邊周旋,鏡頭一直採用遠鏡與定鏡來拍攝,模擬一個人的視點。最後,鏡頭一轉,原來躲在樹叢中有一個觀者,觀眾看到的其實就是這個觀者的視點,至於觀者的身份,我們無從得知。 

在這種不斷反覆轉移的視點中,我們從各人的視點中窺見事情的發展,不但不全知,而且充滿疑點。我們無法得悉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,觀者的身份不停在變,而各人的在場(present)與不在場(absent),構成了無數的「懸點」,從零碎的片斷中無法重組事情的始末,也顯然無法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動。 

由此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「不可預知」(unexpected),劇情的發展往往超出觀眾所預期的,如母親為何會忽然迷上了情夫,跪在地上央求他不要離開;孩子忽然承認殺掉情夫的兇手是自己;父親到伊斯蘭教的聖堂認罪,然後找另一位朋友作兒子的代罪焦羊……這些這些都是「unexpected」。這一系列的「突兀感」來自「不了解」,由於無從把握人物的心理活動,繼而對其行為的猜度,也註定失效。 

幽靈作祟 

電影中最大的懸點之一在於「那位死去的小孩」。觀眾惟一知道的是他的身份,即兒子的哥哥,父親的長子,但對於他的離世,或他跟這個家庭的關係等,一概一無所知。 

「死去的孩子」的意像可以解讀為幽靈的作祟,指向人心的陰暗面與強烈慾望。片中的幽靈出現了兩次,兩次也與死亡有關﹝帶來或接近死亡﹞。第一次出現於兒子撞破母親的姦情後,他躺在床上,眼花開始撩亂,隨著一陣陣的水聲,一個身影越來越清晰,漸漸走到兒子的面前;第二次出現於父親的房間中,父親得悉情夫被殺,從警署中確定了妻子確實與老闆有染,回來後獨個兒躺在床上,然後出現一隻小手從後輕放在父親肩上。 

幽靈作祟,不安與忐忑無法排遣,挑起了陣陣殺機。兒子撞破母親與別的男子偷歡後,一陣涼風吹來,素白的窗簾揚起,砧板上的利刀在顫抖,仿佛是一種最微妙的招魂。而父親看到企圖跳樓的妻子,不但沒有阻止,反而退後一步,躲在陰暗處,默然無聲。 

幽靈在獨處時來襲,兒子與父親的反應是相同的,表現得極其害怕,亦拒絕面對(兒子瞇著眼,甚至躲在被鋪內;而父親一直背向幽靈,而且額角流汗)。在面對背叛、遺棄後,幽靈來襲,帶來了仇恨與報復。 

與兒子和父親不同,纏繞母親的幽靈並不表現為「死去的孩子」,她的猙獰面主要來自鏡子。她多次坐在鏡子面前,鏡頭拍攝的是鏡中的她,笑得詭異。她的陰暗面在於自戀與自憐,她渴望被需要、被肯定,我們覺得難以理解,為何她對情夫不能自拔,而事實上,不能自拔的大概不是她對情夫的感情,而是那份春風得意的自戀與楚楚可憐的弱者姿態。 

這些都是人性可怖的地方。 

亞厘士多德說,人有一半是神性,一半是獸性。三隻猴子,代表了他們一家三口子,各懷鬼胎,充滿人性的陰暗,被難以馴服獸性所支配。 

我們聽,但聽不出異樣;我們看,也看不出太多的端倪,這就是人的心。不知不覺間,一塊白色簾子不經意被涼風吹起,撩動起人內心深處的慾望與需要。

(文章刊登於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http://www.filmcritics.org.hk/taxonomy/term/1  09081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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